第2章 荆公非凡的少年路(1)

§§§第一节盛世奏响的悲歌

北宋神宗元丰八年三月（公元1085年），江宁（今南京）王府。

“咳咳……”，房间里不时传来几声咳嗽声。发出这声音的不是别人，正是曾在北宋政坛呼风唤雨的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御封荆国公──王安石。

这时的王安石已经走下了政治舞台，他避居于金陵，过着简单的生活。这两年他的身体已经一年不如一年，这时的他正刚刚从一次大病中恢复过来，身体仍有些虚弱。但是此时的他最为关心的并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对他的一生有着极为重要影响的人——宋神宗赵顼。在他自己生病的时候就已经收到神宗病重的消息，他知道神宗即位以来兢兢业业、励精图治，身体是被活活累垮的。虽然知道神宗的病情已经很难痊愈，王安石仍然在心里期望皇帝的病能够好起来。

然而事与愿违，正当他在心里默默祈祷的时候，神宗驾崩的噩耗还是毫不留情地传入了他的耳朵。王安石的祈祷没能得到上天的眷顾，宋神宗走完了他短短三十八年的人生历程。王安石慢慢地闭上了眼睛，虽然心里早有准备，这一噩耗仍然把他震懵了。顷刻间，已过耳顺之年的他老泪纵横。

几天后，刚从巨大的悲痛中缓解过来的王安石提笔写下了《神宗皇帝挽辞二首》：

将圣由天纵，成能与鬼谋。聪明初四达，俊义尽旁求。一变前无古，三登岁有秋。讴歌归子启，钦念禹功修。

城阙宫车转，山林隧路归。苍梧云未远，姑射露先曦。玉暗蛟龙蛰，金寒雁鹜飞。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

这两首挽辞情真意切地表达了王安石对那个于自己有知遇之恩的皇帝英年早逝的无比悲痛之情。神宗病逝的消息再次把王安石送上了病榻，他知道自己付诸毕生精力的事业将随着皇帝的离去毁于一旦。他悲伤皇帝早逝、遗憾自己的事业、担忧大宋的国祚。悲伤加忧虑使得他没能再次站起来，当他在病榻上听到司马光拜相之初便大废新法时，心里仅存的一丝侥幸已经荡然无存，他知道自己在这个世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他已经没有力量再次“以一人之力战天下”了。北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四月初六的这一天，王安石似乎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无力的垂下了眼睛，家人的呼唤好似离他越来越远，而他的灵魂似乎又回到了六十五年前……

北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十一月十二日江西抚州临江军（今江西樟树市）的一户看上去并不十分阔气的人家显得一派忙碌。原来临江军判官王益的续弦吴氏即将临盆。这个家庭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子，但是这第三个孩子的即将到来仍然让王益既紧张又兴奋，这是他和吴氏的第一个孩子。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了人间，接生的人出来向王益报喜，生的是一个少爷。

说到王安石的出生，据民间传说其出生之时，家人忽然见到窗前掠过一个身影，好似一只獾，所以他的小名又被称为獾郎，王安石也就被民间传说成“狐仙转世”。这个故事真假难辨，“狐仙转世”绝不可能，獾的故事也有很大的虚拟成分。对于儿子的降生王益自然很是高兴，但是他不可能知道，他的这个三儿子日后会成为大宋政坛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位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非凡人物。

王益给这个三儿子取名安石，字介甫。王安石的父亲王益在为王安石取名时，可能也是受到了晋相谢安的影响。

谢安，字安石，是王安石父亲王益十分欣赏的一个文人才子。

谢安隐居不出时，人传：“安石不出，将如天下何？”

王益为王安石取这个名字，也是希望王安石以后能成就大事业。不过，此话确实也应验在了王安石身上。

王安石的降临给这个不算大的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欢声笑语。王益对这个儿子极为钟爱，对他寄予厚望。王家在当地并不能算什么豪门大户，祖上也没有什么显赫的功业，能够追溯到的有些名望的人物就只能算是他的叔祖和祖父。王安石的叔祖王贯之于北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中了进士，曾历任通判、知州等官职，最后官居尚书主客郎中，算是王家能够找出的最大的官了。他的祖父王用之也只是做了一个卫尉寺丞的小官。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王安石的父亲王益中了进士，出任建安主簿，是年二十二岁，此后他在地方任职数十年，足迹踏遍了大宋的多个州府。由于王益在临川是“无田园以托一日之命”，因此每到一个地方做官，王益总是要举家迁徙。这样，少年时的王安石就随着父亲辗转过许多不同的地方，沿途的新奇见闻使得年少好奇的王安石并未感到什么颠沛流离的苦闷。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也正是因为这些广博的见闻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对他今后的人生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王益虽然算不得什么大官，也称不上什么文豪，但是此人颇有文采，为人睿智谦和，为官清廉。据说在建安任上之初，王益就因为巧妙地解决了赋税难收的问题而颇受同僚的敬佩。因为政绩卓著，不久王益就得到了擢升，他被提拔为临江军判官，就在这个任上时他的第三个儿子王安石降生。在临江军为官没有几年，王益又先后出任新淦县、庐陵县、新繁县县令。所在之处王益都是励精图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其所到之处几乎都有关于他的政绩卓著的记载。王益也因此被朝廷加授殿中丞，殿中丞虽是虚衔，但是要知道，当时的县令为七品官，而殿中丞则为从五品，这样一种低职高品的现象在当时并不是常见的，由此也可知王益的政绩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同时据史书记载，王益为官“一以恩信治之，尝历岁不笞一人”，意思是他为官平时很少用刑，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王益对待旁人是如此仁慈，对待自己的孩子他就更是循循善诱。此后几年之内，王安石的弟弟安国、安世、安礼、安上和三个妹妹相继出生，王益的家庭就一天比一天热闹，一群孩子整天在院子里玩过家家，打打闹闹，叽叽喳喳，好不惬意。有时王益忙完了公事，也出来和孩子们玩一玩。王益对孩子们从来都是和蔼可亲的，很少扮演“严父”的角色，他时常在孩子们吃饭的时候慢慢的和他们说一些仁义孝悌，朝代治乱之类的道理和故事。王益教子，还有一个可取的地方，即孩子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从来不加以限制。所以王安石在临川老家时，读书读的很杂很多，比如《山海经》《庄子》《老子》《墨子》《韩非》《史记》《论语》《诗经》《尚书》《周易》《文心雕龙》《左传》等等，凡是能拿到手的书，一律通读。而且据《宋史》记载，王安石从小勤奋好学，博闻强记，读书过目不忘，作文纵笔如飞，情理俱妙，单单这些，就足以比下去很多人。

孩子在年幼时通常都会把父亲当做自己的偶像和模仿对象，而王益的这种言传身教无疑会对幼年的王安石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王安石早年的从政生涯中，王益的这种励精图治的精神很明显地在王安石的身上体现了出来。

王安石的母亲吴氏，江西抚州金溪人。史书记载，其“父吴畋，一生未仕。母黄氏，寡言笑，喜史书，事舅姑，抚子女，穆宗族，擅阴阳之术。”她的伯父吴敏，淳化三年（公元992年）中进士，他的儿子吴芮、吴蒙此后也相继高中。因此吴家在当地也算的上是名门望族，吴氏生在此种家庭，自小接受了较为良好的教育，因此她并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据王安石的好友曾巩在为吴氏做的墓志铭，即“仁寿县太君吴氏墓志铭”中写道：

夫人好学强记，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然好问自下，于事未尝有所专也。其平生养舅姑甚孝。盖侍郎七子，而少子五人，吴氏出也。然夫人之爱其长子，甚于少子，曰：‘吾爱之甚于吾子，然后家人爱之能不异于吾子也。’故其子孙已壮大，有不知为异母者。居久之，二长子前死，夫人已老矣，每遇其嫠妇异甚，而身为字其孤儿，忘其力之惫也。其处内外亲疏之际，一主于恩，有谗讪踞骂己者，数困苦，常置之，不以动声色，亦未尝有所含怒于后也。有以穷归己者，急或分衣食，不为秋毫计惜，以其故至不能自给，然亦未尝不自若也。其嫁三从之孤女如己女，而待长子之母族如己族，盖笃行如此，而天性之所有也。其自奉养，未尝择衣食。其视世俗之好，无足累心者。方其隐约穷匮之时，朝廷尝选用其子，坚让至于数十，或谓可强起之，夫人曰：‘此非吾所以教子也。’卒不强之。及处显矣，其子尝有归志，而以不足于养为忧。

这在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旧社会，实属难得。

父母的这种才情和品格对家里的孩子们自然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王安石有六个兄弟，他们七个人当中，有四个中了进士，一门父子五进士的现象在宋朝实属罕见。他的三个妹妹也都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王安石长妹长安县君诗句最为著名，名句“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流传至今。这种家庭教育和氛围为王安石无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而他也将成为这个家族有史以来最为位高权重的人，王家也将在不久的数十年后一跃成为整个大宋朝最有名望的家族。

§§§第二节韶州三年塑性格

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王益自四川任上不久，因政绩卓著而被提拔为韶州（今广东韶关市）知府。韶州在宋朝属于广南东路（大致相当今广东省），提起韶州可能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个地方，但是提及六祖惠能，相信只要对佛教有一点了解的人都应该知晓，而韶州便是六祖惠能长期开坛讲经的地方。据《大清一统志·韶州府》记载，当年惠能在新州（今广东新兴县）居住时，到湖北黄梅寻师，必经过“控扼五岭，韶为交冲，唇齿江湘，咽喉交广”的韶州。

惠能是一个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有着传奇经历与重要地位的高僧。据传他是因为早年在卖柴回家的路上听到有人诵读《金刚经》，便萌生了学习佛法之念，并不辞劳苦找到了五祖弘忍，并拜他为师。拜师期间，他潜心研习佛法，颇有慧根。五祖弘忍年事已高，打算选择弟子传授衣钵，便命其弟子作偈以呈。惠能的师兄神秀做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勿）使惹尘埃。”五祖认为神秀之偈未见本性。惠能听后亦作偈一首，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听后颇为满意，便招惠能入殿为其宣讲《金刚经》，后传其衣钵，定为传人。接受五祖衣钵后，惠能先是居于广州，此后又久居韶州曹溪宝林寺（今韶关南华寺），开坛讲经，弘扬禅宗。惠能在此传法长达三十七年之久，影响了华南的诸多佛教宗派，被世人称为“南宗”。唐玄宗开元二年（公元730年），在河南滑台（今滑县）的无遮大会上，惠能的弟子菏泽神会在论辩中辩倒了神秀门人崇远、普寂，遂使“南宗”成为中国禅宗的正统。

因为惠能的影响，长期被中原视为未开化之地的韶州开始逐渐成为禅宗最为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以至于后世“凡言禅者，皆本曹溪”。而这时刚满十岁的王安石正是求知欲和好奇心最为浓厚的年纪，在韶州生活的数年中，他很难不受当地无处不在的佛教习俗和思想的影响，而这个影响也将伴其终了一生。

当然，只有十岁的王安石并不能很好地理解广博深邃的佛学思想，但是儿童的这种好奇心使他经常对那些在他看来颇为奇特的佛教传统产生了种种不解与兴趣，为此他时常向父亲询问类似的知识，父亲虽然知识渊博，但是也常常不能解释小安石提出的一些问题，这就更加使得王安石对佛教产生了难以琢磨的情感。

我们从王安石一生的诗词中可以看出，他的后期诗词很大部分都与佛教有关。比如他在《读维摩经有感》中写道：

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

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

这首诗所表达的是他读《维摩经》的感想，主要意思是：诸法无生无灭、如幻如电，所以，“刀割”虽苦，“香涂”虽乐，但是“刀割香涂共一空”。也就是说，念佛之人若已证道，那么即使性命临终时，任其刀割香涂，亦了无动念之事，苦乐皆空。所谓“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是说维摩诘居士虽然以病身在家，但仍然以其神通力为众生讲说“诸法皆空”之理。这就是王安石对佛教“空”的理解。

除了他的诗词外，据史料记载王安石还注释过多种佛经，但是其中却没有一本能够流传到今世，实为遗憾。

如果说是因为在韶州的见闻使得王安石从此开始潜心研究佛教，似乎有些不太确切。一个十岁的孩子尽管可能对新奇的佛教习俗和思想产生不解与兴趣，但是他是不太可能对佛教思想有任何深刻认识的，更不可能在那时就会立志研究佛学或是皈依佛教。宋朝著名词人苏轼对王安石与佛教的关系说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无论王安石是在何时与佛教发生密切联系的，这并不影响他在少年居韶州之时与佛教的结缘。

纵观王安石的一生，自他成人以来对于佛教的喜爱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在其20至30岁之间，王安石在《修广师法喜堂》中，做有“始知进退各有理，造次未可分贤愚。会将筑室反耕钓，相与此处吟山湖”之包容、肯定、向往佛教的诗句；30岁至40岁之间，王安石做有《城陂院兴造记》，并对城陂院中的僧人法冲予以了褒扬；40岁至50岁之间，王安石写有《寄育王大觉禅师》、《华藏寺会故人》的禅诗；在其50岁至60岁之间，他写有大量的佛理诗词，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还将自己的田地家产全部都赠与佛寺；自60岁直到去世，王安石不仅频繁地与僧人同游，写出了大量的佛理诗作，而且还鼓励他人学习佛教，他曾在《拟寒山拾得十九首》中说：“勇有孟施舍，能无惧而已。若人学佛法，勇亦当如此。休来讲下坐，莫入禅门里。但能一切舍，管取佛喜欢。”

在韶州的生活可以说是王安石少年生涯中的一段十分重要的经历。韶州地处广东，远离中原文化的熏陶，此地居住的多为被当时的中原人视为“未开化”的少数民族，文化教育落后，在中原地区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在此的影响力甚微。据说在当时的广南路一带，经常可以看到年轻的男女手牵手走路，显得异常亲密。尽管六祖惠能曾在此长期传道，韶州也成为重要的佛教名地，但是当地风俗遗传了数百年，即使是在佛学昌盛的时候也没能彻底地改变当地与中原地区一些格格不入的“落后”习俗，而当惠能坐化之后，这一地区就似乎停止在了原貌，再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一些人甚至认为，此后的佛教不仅未能使其“开化”，反而连自身都受到了当地风俗的影响而有所改变。古代一位名士的著作中甚至还曾提到过这样一桩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