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高楼深处锁斜阳——晋商的未落之因(1)
晋商的成功与辉煌在整个中国商业史上都无与伦比。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最后的应变中，晋商未能表现出崛起时那种对局势的把握和对经营市场的自信，再加上的客观环境的残酷及晋商自身早已蕴藏的败因，最终他们还是走向了衰亡。
1．外患：国乱商亦乱
晚清社会极为动荡不安，战乱连年，而晋商是战乱的直接受害者。
外有帝国主义入侵，内则有农民起义不断，晋商持续发展壮大的机会每每被战乱所毁。遭遇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晋商的损失尤重。“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居八九，自粤匪窜扰以来，南省半为贼扰，山西买卖十无一存，祁太汾平各省向称为富有者，一旦化为乌有，住宅衣物之外，别无长物。”山西籍官员徐继畲的痛惜不无激愤之词，他把晋商所遭受的损失全归之于太平军，这明显与事实不符，这其中其实危害最大的反而是官军的趁火打劫及地方官吏的肆意敲诈勒索。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战乱期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也确实给晋商带来一定的危害，然而，归根结底，晋商所遭受的巨大损失是清政府的腐败堕落所致。
晋商当时的惨状，在“日升昌”总号给汉口分号要求撤庄的信中、就有反映：“昨接重、成两处来信，军务甚是紧急，成都左近四面贼匪扰乱不堪，兼之省城勒捐输，以致生意之家实难存站，平已寄信去矣，即着成伙速归重号，暂作躲避。至重地一二百里，亦是贼匪搅扰，人心亦属惊惶，如再不妥，亦要迁动。祁为见信之日，万不可做成、重两处收交主票。至于京、口、汴、沙、长均已定收庄，不可做此几处收交之票，亦不可存银，总以寻下交项再可做收项，以待时势而动，若成、重之地如不碍事，我号尚可暂行小小而做，收南交北。重、成若坏，我号各码头亦得暂行归结。”，有“天下第一票号”之称的日升昌尚且如此惨淡维持，其它各票号的现状就可想而知了。
南方纷纷撤庄，北方各票号也难以支持。而作为中枢的京津地区更是首当其冲，“窃于数日之间，京师内外接连关闭钱铺将及百家，实为骇人听闻”。“现在粤匪四窜，人心惊恐，所有在京富商，俱提本还乡，大半关闭。”而这其中，受害最深的就是晋商。“逆气未靖，西商卷括而归，京城各铺户疲敝不支，纷纷歇业；其未歇业者，皆身负重累，有不能歇业之势，非有所利焉，而故为观望也。”京师的晋商所遭受的损失，由这些当时的真实记述可略见一斑。
天津也一样。作为京师的门户，受战乱的祸害也尤为深重。“窃维天津为四方辐辏之地，河海两道俱通舟楫而利往来，是以百货云集，仰食者众……今闻贼匪直逼天津，商旅逃散，此十三人（指十三类商行）等皆已失业，虽有勇敢之气，亦无所施。”
战乱对商业的摧残并不亚于直接的杀戮。不流血的摧残往往比流血的杀戮更痛彻魂灵，犹如慢性毒药一样。商业的凋敝没落、商人的无力营生表面看来损失的只是白花花的银子，但银子正是商人的根本、命根子，丢失了银子，商人还能活吗？
面对如此困境，晋商该如何选择下一步路呢？
生性坚毅、忍耐的晋商，除了勉力维持外，还能有何避战良策？
战乱连绵不绝，经历一场浩劫，没有彻底销声匿迹就算万幸，但元气尚未恢复，又一场更为悲惨的浩劫迎面而来！
“自法国与我争越南以来，二年余矣……票号、钱庄不能流通，百业资本愈形竭蹶。”（《申报》1885年7月11日），而这才仅仅只是开始。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晋商几乎不能翻身。“南北客商，货未畅销，款多停滞，不能周转”，辽东、直隶的直接损失重大。而战败的苦果，还要商家和百姓吞咽。“现在和论虽成，军事赔款二万万两，合之洋债之利，已非数十年所能清偿。重以内地通商，民生日蹙，倭船所至，税厘全亏，以后出款则日益加多，进款则日益减少。”
这还不算最大的浩劫，不久，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晋商的景况更为惨淡。“抢劫之后，继以焚烧”，“十室九空，生计殆尽”，在京晋商蒙受了巨大损失，纷纷撤庄、避难。蔚盛厚某位经理自北京返回平遥，在保定被劫；蔚丰厚则更惨，“贵号起巨万现银回家，行至彰仪门，全行覆没”；蔚泰厚“失款之状，更令人毛发森竖”，而银两的损失已司空见惯，只要人能平安，就算万幸了。“所有敝号驻京津伙友，蒙上苍默佑俱获平安回祁”，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在信中的祈愿，庆幸中颇多无奈。
“惟有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一时遽难统一，各庄遂大受损失。”（《北洋政府档案》
战乱接踵而至，把晋商推到了濒临破产的境地。晋商在战争中，失去的不只是银子，更是市场和发展的生机！
清末之前的战争，都是在晋商的商业经营中心地区以外进行。战争不仅不会影响晋商已成功运作的商业活动及已趋成熟的商业区域，反而会使晋商随之开辟新的市场。明朝初期，长城沿线“九边”对蒙古的战争，清初期及中期所进行的大大小小的统一战争，都是对晋商有利的。晋商因“开中法”而崛起，因运送军粮和捐输助军而获利。对蒙古及新疆地区市场的开拓，也得益于清廷多次的用兵。那时候，晋商所经营的军粮等军用品皆实行垄断，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包办的。经营风险是有，但毕竟不是完全由自己自主经营的。可以说，晋商是发了些不义财的。
到了晚清，战争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这些对晋商只有摧残。首先，这些战争几乎都是在晋商的商业经营中心区域进行。战乱直接毁灭的，是晋商的经营市场。因而遭受的打击也是最致命的。像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对辽东、山东及直隶的破坏，大平天国农民起义对湖南、湖北的影响，八国联军对京津的劫掠等对晋商的中心商业区域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同时，所有外战的战败，不仅仅损失了难以计数的银子，更严重的是，原本属于晋商的中心商业区域也一一被列强侵占了。丧失了那么多的主要市场，晋商的生路越来越狭小了。
此外，清末的战争，比起以往的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烧杀淫虐到了极点。“中兴四杰”之一的曾国藩就深谙此道，他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程中，每占领一座城镇，便纵兵“大掠三日”，以鼓舞士气，然后再去攻打另一座城镇。这位“曾大人”极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他究竟杀过多少人，恐怕连自己也记不清了。不过，从他的一个绰号“曾剃头”就可知其杀人之多、杀人之随便了。“曾大人”既然专以杀人多闻名，“曾大人”率领的兵杀人还不如割韭菜一般？所以，“曾剃头”早就是绝对恐怖的代名词。民间妇人吓唬不听话的小孩时，常说：“曾剃头来了。”可见，“曾大人”的滥杀早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
在中国古代，火是凶兆，而烧更让人胆战心惊。要不战争为何也叫做战火呢？战争中的烧，一种是交战带来的，另一种是有意放火的。而有意放火的，往往居多。“曾大人”纵兵“大掠三日”的时候，肯定是在烈焰熊熊、浓烟滚滚中，让士兵见人就杀、见物就抢、见女人就奸淫的。而抢劫的对象，自然是富有的商家居多了。先把商家的财物抢劫一空，然后奸淫其妻女后再杀害，最终放火掩盖其罪行。如此，“大掠三日”，又有哪一家商家可以幸免？在“曾大人”的湘军与太平军争夺武汉的拉锯战中，包括山西会馆在内的商号皆“荡然无存”，正是“大掠三日”的“战果。”
据说，“曾剃头”这一绝招极灵。每占一座城镇都“大掠三日”，湘军的土气便倍受鼓舞，战斗力也为之增强。
“大掠三日”，并非单纯的违犯军纪军规，而是将帅筹饷、养军的“谋略”。兵匪一家，在军饷没有保证的时候，手里有刀有枪的军人，会变得比土匪还疯狂。抢，当然要抢富有的商家。不抢白不抢，抢了也白抢。在生命都没有保证的情况下，刀和枪似乎是最有发言权的。土匪往往劫抢富家之人，或妻妾，或千金，或儿孙，或父母，作为人质，然后送信索要巨款，谓之绑票。若富家满足其贪欲，便可放人；若不能，便开始撕票。但毕竟杀人只是手段，要钱才是目的。因此，劫匪撕票一般慢慢进行。今日割一撮头发，明天可能会断一根手指，后天就撕下一只耳朵，如此慢撕，还是为了能要到钱。
旧军队索饷也是这样。绑票勒索商家是常见的“筹饷”方法，甚至连“政府”也敢敲诈，真可谓兵胆包天了。“甘肃都督赵唯熙前因军队欠发饷项甚多，曾电请国务院接济百万两，业经照准。嗣因借款中梗，国务院无法拨凑，乃电该督就地筹集。甘军猝得此耗，兵心嚣动，因此聚谋劫掠，幸甘督事前发觉，竭力镇压，故仅一营倡变，焚掠数冢，旋归扑灭。现赵督急电国务院与参议院，请即将前认之百万两，由票号汇去，并先行电知，以安民心。并谓如不能速行汇款，则变乱仍在目前，云云。”（《大公报》1912年6月16日）要钱一时拿不到，便去劫掠，并以此相要挟，这样的军队与土匪何异？而这对商家的伤害又何其之深！
2．内忧：创业难守业更难
一个人，手里没钱的时候，他的理想可能就是赚些小钱，勉强度日，能够活命就行，但即便如此，他也要加倍用心，不敢有丝毫大意。因为这时候，生存的需求是第一位的，发展还谈不上。但当小钱到手时，他可以暂时吃饱肚子了。于是，没有生存危机的他，就可能想以十倍、百倍的努力，去挣一千元和一万元，力求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困境。这时候，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任何气馁，都会使前功尽弃。当成了“万元户”的时候，按最基本的生活水准，可以说衣食无忧了，已进入了温饱型阶层。这一阶段，从小钱至大钱，犹如在一张白纸上画画，需要的是耐心和灵感。也是人们过上好日子的必经阶段，商人发财致富的关键所在，但接下来怎么办就有两难了。一难为保本。即原有的“万元户”及相关的一切都不能失去，否则，就会又要退回到为挣百元而奔忙的困境中去了。另一难为“做大”，如何把“万元户”变成百万富翁、亿万富翁，这要求就多了。如何审时度势，如何运筹帷幄，如何奋勇出击，如何大获成功等等，不一而论。能创业者是英豪，能守业者更是俊杰。
前几代晋商创业的艰难在各大商帮中是独一无二的。无论餐风露宿向长城边防运粮，还是牵牛驾车去俄罗斯贩茶；无论涉河过江下岭南，还是西出阳关进新疆；无论跨东海去日本贩铜，还是深入戈壁荒漠劳军，其艰辛远非常人所能想像。白手起家创业，需要的是忍耐、坚毅、果敢和聪慧。被创造财富的激情所驱动，他们会义无反顾、矢志不渝，最终走向成功。
创业之难是尽人皆知的。守业不易就不一定是人人会明白的。
有“天下第一乔”之称的祁县乔家，鼎盛时资产达千万两白银以上，属晋商中屈指可数的富商大贾。其最初财富是先祖乔贵发只身一人去塞外，靠磨豆腐一点点磨出来的。如此创业，艰难就可想而知了。
乔家子孙要想守住祖先一点一滴积聚的家财，首先要继承祖先艰苦创业的精神。同时，还要有变通之术。
因为时势在变，赚钱之道不得不变。
乔贵发白手创业之时，适逢康乾盛世，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全国性的市场在形成，有很多发展的机遇。尤其是乔贵发所去的塞外，正处于新开发的区域，赚钱的机会自然不少。他能靠磨豆腐发家，与当时有利的外部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个人的务实和机敏也极为重要。
等到了乔家第三代、第四代乔致庸、乔映霞当家时，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势衰微，内忧外患，原有的市场份额不断被分割、挤占，想做成生意比其先祖乔贵发时要难多了。一难在时势巨变。晚清对商业的限制和盘剥越来越重。再加上外国经济势力的大肆人侵，晋商所面对的，不再仅仅只是同行业的竞争，还有清廷的压迫和列强的欺凌。二难在市场巨变。过去祖先所经营的商业、店铺等传统产业，获利越来越微小了。只有开设诸如票号之类的暴利行业，才有源源的红利可得。这就要有新的经营头脑和手段，尤其是投资新式工业，就要求要有新管理、新人才、新经营，而这些一朝一夕是显然难以做到的。特别是自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恃武力逐渐把中国拉人其经济体系之中。面对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要守祖业、光耀门庭容易吗？
在这种局面下，乔致庸勇敢的承担起了守祖业，光耀门庭的艰巨任务，他找到的应变药方是以儒为商。他继承了先辈重信义的优良传统，在商场上也有过一翻大作为。但时代需要的，恐怕除过信义外，还有很多。可惜乔致庸未找到。
继承他当家的乔映霞也算一个半新派人物。曾参加过同盟会，他治家严谨，身体力行，遵守家规。重教兴学，开设新式私塾，力图使乔家子孙后代包括女人都能受到新式教育。对教师的尊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乔映霞还兴办家族工厂，试图实现传统产业向新式产业的转换，但由于客观环境的恶劣，他最终失败了。
他还力主严禁鸦片，并因禁烟牵涉进了官司。
乔致庸、乔映霞的努力不能不说是积极的和尽力的，但终未能挽救乔家的衰败，为何？除前边所说的时势变化带来市场的变化，个人无法改变以外，经营不能跟上时代变化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
乔映霞也算是很有才干的，在乔家及所有晋商中也不能不算是出类拔萃的，但时代需要更优秀的人，才能再创辉煌。这样的人，既要守家有道，还要变通有术，自然是极少的了。
另一方面，像乔家这样的传统家族企业，家财达到了千万两以上，应该算已经做得相当大了。虽不敢说已达到了极限，但其经营理念、管理方式确实已再难有所发挥了，除非其能打破传统的牢笼，然而，这却是他们所办不到的！他们所做的只是尽力去完善，而不会有所创新。但企业经营的本质是：若要有突破性的发展，就只有创新。不脱胎换骨，是没有希望的。
因此，要想守业，必再创业，没有再次创业，守业也是不可能的。
乔家及所有晋商，在晚清及民国初年这一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创业乏术，衰败也就难免了。
创新守业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在这一点上，晋商由于时代和观念的限制未能做到，那么当今的企业或团体能做到吗？
3．根性：走不出的大院高楼
平安是福，这是中国人共同的观点。只要你稍微留意一下，从城市到村镇的地名和人名中有多少安字，就会明白这种观点是多么强烈了。北京地名中的安字恐怕是最多的。天安门、地安门、西安门、安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平安里、安惠北里等等，只要走上北京的街道，几乎随时都会遇到这个安字。北京以外的地名中的安字也不少。西安、安东、安庆、安阳等举不胜举。有的并未直接出现这个安字，却都是这个意思，如西宁、南宁等等。安稳、安定的生活，是所有中国人世世代代做的梦。连起名字也不能忘。希望有安国安民的鸿鹄之志者，名叫安国、安民；希望能继承祖业的，叫安祖、安先；不求闻达只愿平定的，叫安定；由乱到定的，叫新安；由弱到强的，叫宏安；由穷到富的，叫金安。总之，一切以安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