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开元盛世背后(1)
都是封禅惹的祸:张说下台
泰山封禅这桩盛事,不仅让唐玄宗李隆基登上了历史的巅峰,同时也让宰相张说走上了人生的最高处,企及了仕宦生涯中最辉煌的顶点。在当时的满朝文武中,借封禅之举而极尽荣耀、备享尊宠的,几乎只有张说一人。因为他不仅全程策划了这场盛典,而且自始至终陪同在皇帝身边,抢尽了所有人的风头,俨然成了整个封禅活动中仅次于玄宗的二号人物。玄宗这个领衔主演有多风光,张说这个总策划人就有多炫!
然而,月盈则亏,水满则溢,顶点的到来就是下降走势的开始,从灿烂再往前迈一小步就是腐烂。这既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也是人世间的普遍法则,任何人都概莫能外,张说当然也不能幸免。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四月,玄宗君臣从泰山回到东都还不到半年,山呼万岁的余音还在人们的耳旁萦绕,令人震惊的一幕便发生了——封禅大典的总策划人张说,突然从风光无限的首席宰相,变成了披枷带锁的阶下之囚。
到底出了什么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张说这个人有才,可有才的人通常会犯一个毛病——恃才傲物。自从他就任首席宰相以来,凡是百官向他禀报事情不合他意的,轻则被他讽刺挖苦,重则遭他厉声叱骂,总之在他手底下当差,简直是一种精神折磨。那些被他“面折”过的官员,没有人不在背后诅咒他。
假如张说只是让一般官员讨厌,那问题倒也不大,可关键是他太过专横霸道了,一心打压冒尖的人,结果跟皇帝新近宠任的一个大红人也成了死对头。
这个人,就是开元中期著名的财政专家——宇文融。
宇文融,长安万年县人,高门显宦出身,曾祖父官至隋朝礼部尚书,祖父宇文节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宰相,父亲也官任莱州刺史。有这样的家世背景,注定了宇文融在官场上绝不会无所作为。史称他“明辩有吏干”,入仕没多久,就受到了前后两任京兆尹的赏识(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宰相源乾曜)。
宇文融的发迹始于开元九年。当时,民间的逃户现象非常严重,朝廷深以为患,时任监察御史的宇文融就向玄宗上奏,建议对各地的逃亡、迁移和虚假不实的户口进行彻底清查。一向对其才干甚为欣赏的侍中源乾曜也极力赞成此事。玄宗遂任命宇文融为特使,专门负责逃户和“籍外田”(不在当地政府登记注册的农田)的清查工作。
宇文融没有让玄宗失望,很快就查获了大量逃亡人口和私自开垦的农田。玄宗非常满意,立刻擢升宇文融为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让他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工作。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大政绩,宇文融又奏请玄宗,专门设置了十个“劝农判官”,让他们以朝廷特使的身份分赴全国各地,负责监督括户①政策的执行。
特使们邀功心切,遂不顾地方上的实际情况,以严厉的督责手段逼迫州县官吏加大括户力度。由于宇文融圣眷正隆,连朝廷公卿都惧他三分,所以各州县的地方官就更是不敢抗命,为了交差,只好弄虚作假,把当地的原住户也当成逃户报了上去,“于是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田亦称是”。
逃亡人口被查出这么多,所谓的无照农田也查出这么多,各地上缴朝廷的赋税自然就大幅增长了。当年年底,朝廷就额外“征得客户钱数百万”。(《旧唐书·宇文融传》)
对此,玄宗自然是满心欢喜。
即便民间颇受其弊,很多老百姓也被搞得苦不堪言,可玄宗看不见这一切,只看见了宇文融的显著政绩。当时有个地方官曾上疏朝廷,力陈括户政策导致的各种弊端,却旋即遭到贬谪。不久,又有一个户部侍郎据实上奏,称此次括户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补所失”,但奏章一上,又被玄宗贬出了朝廷。此后,满朝文武再也没人敢对此多说一个字,而宇文融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玄宗最倚重的财政专家。
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八月,宇文融荣升御史中丞,并以“劝农使”的身份前往全国各地考察工作。面对这个天子宠臣,各州县官吏拼命巴结,不管政务大小,一律先禀告宇文融,然后再上奏中书省;朝廷有关部司也都不敢随意批复,总是眼巴巴地等到宇文融拿出处理意见后,才敢作出裁决。
一时间,宇文融俨然成了无冕宰相。
眼看宇文融权势日隆,张说当然是极度不爽,于是处处给宇文融小鞋穿。此后,凡是宇文融提出的议案和建言,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张说的推翻和否决。
正在春风得意的宇文融,当然受不了张说的打压,遂将其视为头号政敌,处心积虑想把他搞垮。
就这样,张说和宇文融结下了梁子。
不过,假如张说只是得罪了一个宇文融,恐怕也不至于落到锒铛入狱的下场。他毕竟是首席宰相,无论是资历、威望、贡献,还是天子宠信,哪一点都胜过宇文融。所以,导致张说败落的主要原因,其实也还不是出在宇文融身上。尽管最后出面扳倒张说的人是宇文融,可如果不是张说自己身上出了非常大的纰漏,不管宇文融再怎么使劲,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把他送进监狱。
那么,张说到底出了什么纰漏呢?
说到底,还是封禅惹的祸。
虽然策划封禅是张说仕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件事,但是,世间万事总是利弊相生。张说虽然通过封禅成就了不世之功,但也恰恰是因为封禅酿成了不虞之祸。
准确地说,是张说在此次封禅中犯了众怒,把不该得罪的人全都得罪光了。
从封禅动议刚一提出来,张说就和另一个宰相源乾曜干上了。
源乾曜本来是很低调的一个人,不管是以前的姚崇,后来的张嘉贞,还是现在的张说,源乾曜都心甘情愿给他们当绿叶,老老实实无怨无悔,什么事都顺着他们,从没和他们急过眼。可这次不一样,这是封禅!事情太大了,他不能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源乾曜的看法是:封禅活动需要耗费大量的人、物、财力,既劳民伤财又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所以能不搞就不要搞。
然而,一贯目中无人的张说根本不把源乾曜当一回事,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甚至在劝请的奏章中,每一次都把源乾曜的名字强行署了上去,简直有点绑架的意味。源乾曜虽然对此无可奈何,但从此对张说极为不满。所以,当后来源乾曜成为张说一案的主审官时,就公事公办,据实上奏,一点情面也不讲,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除了触怒源乾曜之外,张说也触怒了朝中的文武百官。
由于封禅是件普天同庆的大事,所以相关的制度规定,凡是陪同天子上泰山的礼官,不管之前的官阶多高,一旦参与了盛典,天子就予以“推恩”,一律超拔为五品官。而满朝文武那么多人,当然不可能都以礼官的身份上去。所以,谁能上谁不能上,就要有一个取舍的标准。
这个标准谁来定?
当然是张说。
如果你是张说的亲信、朋友、亲戚,或是中书门下的官员,平时又很会巴结老大,那么恭喜你,你可以用礼官的身份上去了。就算你原来是九品,爬一回泰山你就“通贵”①了,胜过你奋斗大半辈子。
假如你完全不符合上述条件,是不是就没戏了?
不,你还可以临时抱佛脚,揣上一些黄白之物或者贵重珍玩去拜访一趟张老大。倘若分量不是太轻的话,那也要恭喜你,你也可以“通贵”了。
这就是封禅背后的猫腻。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光鲜亮丽的事情背后藏有如许见不得人的猫腻,满朝文武的眼睛自然就会像探照灯一样,牢牢锁定在张说身上。所以,当随同天子登山的人员名单一公布,百官立刻炸开了锅,纷纷指责张说滥用职权,营私舞弊。
其实,早在张说公布这份名单之前,就已经有一个下属提醒过他了,说这么干太过招摇,恐怕会惹来众怒,力劝张说三思后行。
这个下属就是后来的著名宰相张九龄,其时官任中书舍人,因富有文学才华而深受张说赏识。
可是,一贯专横的张说并没有听从张九龄的劝谏,还是一意孤行地把名单公布了,于是就把满朝文武全给得罪了。
在得罪文武百官的同时,张说还得罪了另外一大拨人。从人数上看,这拨人的数量最大,所以他们形成的舆论力量自然也不可小觑。
这拨人就是护卫天子出行的数万士卒。
整个封禅行动,最辛苦的莫过于这些当兵的。朝廷官员乘车骑马,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步行;夜里当官的都睡了,他们还要站岗放哨、巡逻值夜。所以,几乎每个士兵都认为,封禅结束后,他们肯定会得到一笔丰厚的赏赐。
可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由于封禅活动耗费甚巨,张说为了节省经费,就只给士兵们“加勋”,而没有发放任何物质上的赏赐。这些当兵的眼巴巴地盼着赏钱,结果只盼来了没有任何鸟用的荣誉称号,一个个肺都气炸了,拼命在心里问候张说的祖宗十八代。
“由是,中外怨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就这样,张说把参与封禅的人几乎都得罪光了。
可纵然如此,也还不是张说败落的最主要原因。
假如张说因策划封禅而进一步受到玄宗宠信的话,那么就算天下人都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最后也还是奈何不了他。换句话说,只要哄得皇帝开心,把天下人全得罪了又有何妨?就算天塌下来也有皇帝顶着!
然而,张说的不幸在于——就连他竭尽全力要讨好的天子,最后也对他产生了不满。
这才是最要命的。
玄宗之所以对张说不满,就是因为他在拟定登山名单的事情上太过独断专行了。
就在封禅礼毕的几天后,玄宗大宴群臣,席间有一个穿五品大红官服的年轻官员引起了玄宗的注意。
这个年轻人是张说的女婿,名叫郑镒。
玄宗记得很清楚,郑镒本来只是一个九品官,印象中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突出的政绩,为何短短几天就连升四品了呢?
玄宗随即把郑镒叫到跟前,问他突然升官的原因。郑镒面红耳赤,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还是玄宗身边一个叫黄幡绰的优伶帮他作了回答。
黄幡绰不无讥讽地笑着说:“此泰山之力也!”(段成式《酉阳杂俎》)
这句话既是在提醒玄宗,这个郑镒就是前几天在泰山顶上被“推恩”授官的人之一,同时也是在暗讽郑镒,说他纯粹是靠岳父的关系才得以连升四级的。后人之所以称岳父为泰山,其典故正出于此。
玄宗闻言,心里大为不快。
敢情那天跟自己同登泰山的所谓“礼官”,都是张说的亲党啊?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吗?!
由此,玄宗对张说的倚重和信任之情大打折扣。
自从封禅归来,张说表面上还是那个风光无限的首席宰相,其实明眼人不难发现——张说已经失去天子的信任了。
开元十四年二月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证明张说的失宠。
当时,玄宗征召河南尹崔隐甫入朝,准备授予他御史大夫的要职。张说认为此人粗鄙无文,便奏请玄宗改任其为金吾大将军,同时推荐了另一个人选。
这个人就是几年前因贪赃受贿而遭贬谪的崔日知,据说与张说私交甚笃。
张说的奏章呈上后,玄宗愤怒了。
好你个张说!朕看中的人你认为粗鄙,可你自己推荐的又是什么货色?一个品行不端的腐败官员!就因为和你张说是好友,你就敢公然推荐他担任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什么官?是监察百官的官!一个连自己品行都有问题的官,又如何监察百官?朕把中书令的大权交到你张说手上,难道就是让你这么干的?!
玄宗断然否决了张说的提议,还是依照原计划把崔隐甫调到了中央,担任御史大夫。
崔隐甫走马上任之后,听说自己差一点被张说搞掉,当然对他恨之入骨。
就这样,张说又多了一个仇敌。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张说基本上是自绝于人民了——除了跟他爬上泰山的那一小撮亲党外,他在朝中已经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
眼看张说自己一步步走到了悬崖边上,他的宿敌宇文融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
宇文融马上去找了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新上司、御史大夫崔隐甫,还有一个就是日后大名鼎鼎、权倾朝野的李林甫,不久前因宇文融援引,与他同任御史中丞。
三个人一拍即合,随即分头行动,大力搜集张说违法乱纪的证据。
这一次,张说注定是在劫难逃了。
搜集罪证、弹劾高官历来是御史台的看家本领,何况现在又是纪检部门的三个主要领导联手,加上张说自己的屁股又不干净,皇帝也已不再信任他,如果这样还不能把他扳倒,那简直是没天理了。
敏锐的张九龄觉察出了宇文融的异动,忧心忡忡地告诫张说:“宇文融受皇上宠信,正吃得开,而且头脑精明,工于权术,您不可不防。”
可是,一贯自负的张说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他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哼:“鼠辈何能为!”(《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开元十四年四月四日,张说眼中的“鼠辈”便正式向他发难了。崔隐甫、宇文融、李林甫联名上疏,以三项罪名弹劾张说:一、私交术士,占卜星象;二、结党营私,腐败奢侈;三、滥用职权,收受贿赂。这三大罪名,随便哪一条都够张说喝一壶的。
此案引起了玄宗的高度重视。他立刻将张说逮捕下狱,随后指定侍中源乾曜、刑部尚书韦抗、大理少卿胡珪,会同御史大夫崔隐甫,组成一个特别法庭审理此案。
由于张说早把朝中的官员都得罪光了,大伙都盼着他早点完蛋,所以审讯结果可想而知。源乾曜等人会审后一致认为:此案证据确凿,张说罪无可赦。
直到此刻,张说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公卿百官的众矢之的,成了朝野上下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在暗无天日、肮脏潮湿的牢房中呆了几天后,张说仿佛一下子就苍老了。当宦官高力士受玄宗之托前来探监时,看到的不再是那个飞扬跋扈、盛气凌人的首席宰相,而是一个披头散发、目光呆滞的干巴老头。
高力士叹了叹气,回宫向玄宗奏报:“说(张说)蓬首垢面,席藁,食以瓦器,惶惧待罪。”(《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玄宗闻言,也不禁有些怅惘。回想往日种种,张说还是为国家作了不少贡献,其文学才华也是当世少有,如果就此埋没,实在是可惜。
一向善于揣摩人主之意的高力士见状,赶紧对玄宗说,张说曾在东宫担任侍读,跟随陛下多年,且于国有功,理应从宽发落。
玄宗深以为然,数日后下令,罢免了张说的中书令之职,其余一切如旧。
随着张说的下台,宇文融与张说的斗法总算告一段落。然而,政坛高层的矛盾纷争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整个开元中后期,乃至整个天宝年间,帝国的高层政争还将越演越烈。目前的这场对决,只不过刚刚露出冰山一角而已。
就在外朝大臣相互倾轧的同时,玄宗的后宫也打响了一场争位夺宠的战争。
交战双方,一个是皇后,一个是嫔妃。
这个皇后姓王,这个嫔妃姓武。
这一幕看上去似乎有些眼熟。
许多年前,帝国的后宫也曾有一位姓王的皇后,因无子而失宠,最后被废黜了皇后之位;还有一个姓武的昭仪,深受宠幸,咄咄逼人,“阴怀倾夺之志”,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戴上了凤冠。
如今的这位王皇后,一样是无子、失宠、色衰爱弛,后位岌岌可危;而如今这位姓武的妃子,正是当年那个武昭仪的侄孙女,并且跟她一样深受宠幸,咄咄逼人,也跟她一样“阴怀倾夺之志”……
一切似乎都与七十年前“废王立武”的那一幕如出一辙。
历史会重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