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论语》导读(2)

没有人能离开父母以至祖先的影响。父母对孔子的遗传，是高大健壮的躯体和坚毅的意志；殷宋以来父系祖先的影响，是礼法的娴熟与持守。孔子自幼喜欢习礼，早年入太庙而每事问（《论语八佾》），其后就以此为出发点，因研“礼”而知“义”（礼法背后的义理），循义理而探“仁”（义理根本在仁心）。人之所以为人，就在道德价值自觉（“仁”），因之而有行为合宜的途径（“义”），实现为具体的典章制度以至生活仪节（“礼”）。细则基于原则，原则出自内心，这便是《论语》全书所透显的、以孔子为宗师的整个儒学的最基本架构——这便是儒学，这便是《论语》，这便是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有人不服气这个文学性的赞叹，只证明他自己不欣赏夸饰修辞艺术，更不明白中华文化！

孔子一生事迹，自古以来研习多、传扬广、争论少、查考易，这里分为四阶段列成表解，简要地交代，系以可能有关的篇章——例如《为政第二》篇第四章，就是2.4，如此类推。

（一）至（六）图表略。

（七）孔门人物称谓

《论语》所见孔门人物名字称呼，也就是当时和以后二千多年来中国社会文化的礼仪规矩，即是：

一、“子”或“夫子”是直接呼唤对方时的尊称。（清汪中《述学》卷六说“子”本是小国之君，相当于大国之卿，于是作为尊称云云。）在《论语》中，除了少数例外，一般就是称孔子。

二、自称或称卑晚辈用本名——所以孔子自称“丘”，称弟子为“回”（姓颜）、“由”（姓仲）、“赐”（姓端木）。

三、称平或长辈用别字——《论语》记述者提及孔子门人，例如上述三位，称“颜渊”、“子路”、“子贡”。名与字意义相发，深“渊”之水“回”旋，“由”是田出之“路”，“赐”与“贡”都关资财，诸如此类。后世如诸葛“亮”字“孔明”，秦观（少游）与陆游（务观）名字对易，现代如张学良字“汉卿”（张良开汉功臣）等等，佳例不胜枚举。

四、姓名直书，是纯然第三者或后人提及时的一般语气。《论语》并非一时一人所记，由于辈分、关系、情感等等因素，有时又碰到姓氏雷同或名字近似，须加分别，于是便有变例。譬如：颜渊、樊迟、公冶长、闵子骞……是“姓字直书”。又有“名字直书”，甚至连姓。譬如：宰我又称宰予，冉有又称冉求，陈子禽又称陈亢。《论语》首篇次章就出现的有若，《论语》全书仅曾子和他称为“子”。后来《孟子》和《史记仲尼弟子传》更提到他“似圣人”，孔子既卒，门人一度以“事孔子”之礼事之，唯有曾子不从，他也因不胜任、不堪当而退下。——究竟是姓“有”名“若”抑或字“有”名“若”，甚至曾否受业于孔子，都可以考究。

四、《论语》的成书与流播

甲、《论语》的篇章组织

谁编《论语》什么时候？确实已无从考定，更不必臆度；总之是孔子某些得意门生的一传再传弟子。他们怀念师教，经过多次收集、讨论，把公认可信可传的宝贵事迹与教训记录下来，化各人心中的个别回忆为天下后世的宝典，这已经是孔子卒后好多年的事了。

《论语》的话题，主要是“天”（天道与命运）、“人”（人性与人生）、“政”（政经与伦理）、“教”（教育与学习）四类。特别是“仁”（人类特有的道德价值观念核心）、“礼”（人际交往规范准则）理念的阐扬，“君子”（由“有位治民者”而“有德服众者”）、“小人”（由“平凡卑微者”而“道德低下者”）的分别等等，着意最多。形式上，有孔子话语的单独记录（包括自述和评说古今人物），孔子与门人或者时贤的问答，入门弟子对先师的怀念、评述，以及彼此间的讨论。

今本《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多字，分章近五百，辑为二十篇，各依首章首句“子曰”以下二三字作篇目。（此后其他先秦子书也大都如此。）

值得特别注意的几点：

（一）篇内章数，此依元明清七百年士人科举必读的朱熹《集注》，后来各家稍有出入（如※各篇），有些是重出的各章不计，有些是章中首或末句属上属下意见不同。第十篇《乡党》（※※）朱熹只作一章，他人或分若干章，所以章数并不一致。（二）第十篇《乡党》不记言而只述起居琐事，似《论语》初编至此拟告总结，其后续有新辑，所以又有以下各篇，故文字风格与前九篇稍有不同，末五篇词语尤异。篇末又每有文义不类或无关孔门的杂散文字，似属后人利用竹简剩处空白补记，而再后又羼入正文者，在于上古，此属常有。（详见崔述《洙泗考信录》、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钱穆《论语要略》等书。）（三）《公冶长第五》多评论弟子与其他人物；《先进第十一》多评论门人；《子张第十九》皆子贡、子张、子夏、子游、曾子等最著名孔门高弟的语录；《尧曰第二十》章数特少而首章特长，言尧舜禹汤圣王承传之事，显似最后附录。

除此之外，各篇内容大同小异，皆言为学为教为政为人之道，后世学者屡屡尝试综合大意而再次分类分篇，往往细碎而层次难明，更不可取代原典。

（四）现代编者或仿基督教《圣经》西人之法，篇章分别系以数码（例如《学而第一》首章是1.1，《尧曰第二十》末章是20.3），简便清晰，乐用者渐多。此法亦宜推广于其他典籍。

（五）清代大学者赵翼（瓯北）名著《陔余丛考》卷四：“战国及汉初人书，所载孔子遗言轶事甚多，论语所记，本亦同此记载之类。齐鲁诸儒讨论而定，始谓之《论语》……于杂记圣人言行，真伪错杂中，取其纯粹以成此书，固见其有识，然安必无一二滥收者？固未可以其载在论语，而遂一一信以为实事也。”（详见本《导读》下节）钱穆《论语要略》援引此语以叮咛读者，值得记取。

（六）《论语》是现存有关孔子言行最可靠的记载，最值得旁参的是《左传》之中性质相同的史料，再次就是《史记》。除此之外，从战国到汉初，许多同道后学（如《礼记》中各篇，特别是《大学》、《中庸》）、异路以至敌对学派（例如庄子、墨子、韩非子）种种或引申发挥、或假托拟设、或造作嘲讽、或栽赃诬陷，主要是借以申抒各自的思想与情感，极少数是不可不信，有些是不宜轻信、不必尽信，甚至不值一哂。总之最好以《论语》作为稽考——当然，对《论语》本身，尊重的同时，也要冷静、理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为政》2.17）

乙、《论语》的流播

《论语》流传，自然从孔子的故乡开始。汉初，有《鲁论》二十篇；《齐论》与《问王》、《知道》，共二十二篇，各篇中章句，时亦稍多于《鲁论》。两种本子，都用当代流行的隶书（“今文”）。又有据说是出自孔子旧宅、因鲁共（恭）王欲扩建而坏之于是发现的，用秦统一前东方六国文字（“古文”）的《古论》二十一篇。没有《问王》、《知道》而多一《子张》或《从政》，篇章次第亦异。汉成帝在位时（公元前三十二年至前七年），安昌侯张禹以帝师的尊贵势位，据《鲁论》而汇合《齐》、《古》二本，号《张侯论》，于是天下从之。后汉晚期灵帝熹平（一七二年至一七八年）所刻石经，即用此本，而他本渐废。汉末郑玄即就此为注，可惜已佚，今所能见只有敦煌残卷。另外，魏何晏有《论语集解》，梁皇侃有《疏》，后来也渐微而佚，今所见者清乾隆时自日本流回。又有赵宋邢《义疏》，即《十三经注疏》所采之本。

最普及而有政教权威的是南宋朱熹《集注》本。这位理学大儒，四十八岁时，萃尽精力，集前人心得，撰《论语集注》十卷，与《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合称《四书集注》。元仁宗时，诏复科举，出题考试即以此为准。明清沿之，七百年来成为士人必读、官民共遵，视作礼教规范。到学风甚至政风改变，自然也受到质疑、修正甚至批判了。

宋明理学重哲思而轻训诂，疏失之处，赖清人缜密的考据补之正之。晚清刘宝楠、恭冕父子先后勉力逾三十年，成《论语正义》，融汇汉宋，旁采子史，集清儒之大成，补《集注》之不足，至今仍推为典范之作，不过那时国家民族以至文化危机，又甚于孔子之时了！

晚清政昏世乱，列强交侵，为了救亡图存，学风又改。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学以至孔子都备受抨击，至六七十年代间乃达巅峰。出于种种动机而丑诋污蔑孔子与《论语》者不少，也就是世道人心的印记。相形之下，中国艰苦抗战期间，困守北平的程树德（一八七八至一九四四），以贫穷病瘫之身，处敌伪暴虐之区，口述而赖亲戚笔录，奋斗九年，成《论语集释》一百四十万言，引书六百八十余种，翔实精备，嘉惠士林，实可谓“时穷节乃现”，不只是《论语》以至中华文化的大功臣，更真正活现了孔门之教！

《论语集释》一九六五年初版于台北，一九九○年初版于北京，其后“孔子学院”遍设世界，虽然重在教习语文，未涉哲理，至少不再在文化上长城自毁。学风既随政风趋于温和而稍复正常，重刊或新著有关孔子《论语》之作，也纷纷出现。以大陆地区而论，得力于传统训诂而出之以简要者，如杨伯峻《译注》；博采西人近现代哲理而间出己见者如，李泽厚之《今读》、李作干（金纲）之《鼓吹》；以至许多其他有关书刊篇章，都对学术与人心有所裨益。此外更有女士之作，因现代传媒而及于西方。如果孔子有知，也会喜欢时代不同，对女性要刮目相看了！至于台湾、香港以至海外地区，几十年来，孔子与《论语》平稳地受到近乎冷漠的认识与尊重，其间尊孔知儒的少数学人始终不懈地努力教研，以承先启后。当然，主要的希望与前途，还是看整体的华人自己了！

现代华人面对的是整个世界，特别是欧风美雨的冲击。西洋文化汇合自“希伯来一神信仰”与“希腊爱智罗马法律精神”，精分析、崇功利、尚商战、贵科研，与中国传统大异其趣。西人一向对《论语》以至整体东方学术，兴趣和了解都很贫弱肤浅。晚明耶稣会士来华，思想初有交流。十七八世纪，启蒙学者伏尔泰（Voltaire，一六九四至一七七八）等崇理性而疏宗教，于是推介儒学，不免热情有余而了解不足，兴趣并不持久。大哲康德（I.Kant，一七二四至一八○四）、黑格尔（G.Hegel，一七七○至一八三一）等更对儒学不知其长而只轻其短。晚清嘉庆、道光间，新教马礼逊（R.Morrison，一七八二至一八三四）东来，精力瘁于译经传道，未遑了解儒学真相。并且中国衰败病弱已显，跟着一败再败，挟工业革命所得的军事、经济优势，几乎就要沦中国为非洲之续，以供其宰割瓜分，连绝大多数传教士在内的西人，都充满种族偏见与文化优越感，更谈不上对中华文化有什么了解和尊重了！其间只有马礼逊后继者理雅各（J.Legge）用助手而译《四书》、《五经》，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但终极目标仍在传教。至于非基督教国家，意识形态既异，其评估儒学《论语》、孔子等等，又自不同。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与中国政治局势一改再改，美国首当其冲而资源最足，培养人才、广搜典籍，研究《论语》以至整体汉学的成绩，较之欧陆，又渐有积薪之势了。

总之，中国人对世界文化，固然最好不可无知；对本土传统学术思想的得失优劣，更应先有自知之明，然后他山之石，可以为助。否则随人轻重，彼云亦云，甚至是非颠倒，那就可叹可悲，而不只是可哂可笑了。

五、《论语》的文本问题

孔子学不厌、教不倦，德望崇隆、化泽广远，当时评论与身后追思者无数，言行记录自然在去世后一段长时期再辑三辑。那时既没有一个人可以有理想的统筹编整的条件，作为“语录”体之祖的这本《论语》，虽然比之其他古籍，已经绝大部分是可珍、可信，不过，所记内容的详略先后甚至真假问题，还是不能没有。

最明显的是“上论”（前十篇）思想较纯粹，文法较清简；“下论”（后十篇）内容较驳杂、文例较驳杂。最后五篇情况，尤其特别。分述如下：

（一）前九篇非孔子和门弟子之言不录。《乡党第十》纯记孔子行事，似作总结。后来再有收录，于是续编。后十篇各篇之末，往往有无关孔门之事，杂记古人之言，似《礼记》（特别是《檀弓》）而与前十篇不类。

（二）篇目方面：前九篇即首章首句而除去“子曰”、“子谓”等字；后十篇即以发端二三字为目，而且都是人名。

（三）篇幅方面：前十篇每章大都二三十字，时或更短；后十篇则一般较长，最长者《颛臾》章（16.1）二百七十四字，《侍坐》章（11.26）四百一十五字！

（四）语气方面：前十篇简朴直接，后十篇波澜曲折较多。孔子答问，也往往先极简略，再问方作详解。

（五）称谓方面：前十篇只言“某人问某一德行”，称“子曰”，面对孔子单称“子”，背面作第三人称“夫子”；后十篇则每有“某人问于孔子”的句法，称“孔子曰”，面对时称“夫子”。

（六）词语方面：前十篇孔子答君问称“孔子对曰”，答卿问称“子曰”，礼序分明；后十篇皆称“孔子对曰”，似是后来卿位益高的时代痕迹。前十篇只言“君卿大夫问”；后十篇连门人亦有“问于孔子”，参差不一。

（七）最后五篇问题更多，依次再分数项观察：

①《季氏第十六》文多俳偶。首先《颛臾》（16.1）章，孔子之言既繁且曲，情事亦多可疑。子路曾主堕三都，不应曲从季氏之擅权扩张，此其一。其为季氏宰，不与冉有同时，此其二。《左传》并无颛臾为鲁臣、为东蒙主、见伐于季氏等等记载，此其三。末章《邦君之妻》（16.14）显是后人注释，不似正文。

②《阳货第十七》纯驳互见，《武城》（17.4）章于孔子前称“夫子”，似战国时言语。《公山弗扰》（17.5）章，季氏家臣叛鲁而竟召时为司寇的孔子。《佛肸》（17.7）章，晋范氏家臣叛而召周游列国、向主正名崇礼守分的孔子。都违情理，亦背史实。

③《微子第十八》、《楚狂》三章（18.5，18.6，18.7）有道家隐士讥嘲儒者意，虽孔子结语仍归用世，但亦更见后起之迹，不一定是孔子子路当时的实际记述。末四章（18.8—12）更杂记古今轶事，或无涉孔门。

④《子张第十九》皆弟子之言，而称孔子为“仲尼”，与他篇异。

⑤《尧曰第二十》最特别，只有三章；首章特长，述前代圣王相授与为治要诀，或附会以孔子继之，其实似是断简无所属，而附于书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