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十八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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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文学的派别(5)

姚姬传弟子甚多,以管同、梅曾亮为最。梅精工过于方、姚,体态也好,惜不甚大方,只可当做词曲看。曾国藩本非桐城人,因为声名煊赫,桐城派强引而入之。他的著作,比前人都高一筹。归、汪、方、姚都只能学欧、曾。曾才有些和韩相仿佛,所以他自己也不肯说是桐城的。桐城派后裔吴汝纶的文,并非自桐城习来,乃自曾国藩处授得的。清代除桐城而外,汪中的文也卓异出众,他的叙事文与姚相同,骈体文又直追陆机了。

我们平心论之,文实在不可分派。言其形式,原有不同,以言性情才力,各不相同,派别从何分起呢?我们所以推重桐城派,也因为学习他们的气度格律,明白他们的公式禁忌,或者免除那台阁派和七子派的习气罢了。

他们所告诉我们的方式和禁忌,就是:

(一)官名地名应用现制。

(二)亲属名称应仍《仪礼?丧服》、《尔雅?释亲》之旧。

(三)不俗——忌用科举滥调。

(四)不古。

(五)不枝。

有韵文

我们在此可以讨论有韵文了。有韵文是什么?就是“诗”。有韵文虽不全是诗,却可以归在这一类。在古代文学中,诗而外,若“箴”,全是有韵的;若“铭”,虽杂些无韵,大部分是有韵的;若“诔”,若“像赞”,若“史述赞”,若“祭文”,也有有韵的,也有无韵的。那无韵的,我们可归之于文;那有韵的可归之于诗了。至于《急就章》、《千字文》、《百家姓》、“医方歌诀”之类,也是有韵的,我们也不能不称之为诗。

前次曾有人把《百家姓》可否算诗来问我,我可以这么答道:“诗只可论体裁,不可论工拙。《百家姓》既是有韵,当然是诗。”总之,我们要先确定有韵为诗、无韵为文的界限,才可以判断什么是诗。像《百家姓》之流,以工拙论,原不成诗,以形式论,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诗。

诗以广义论,凡有韵是诗;以狭义论,则唯有诗可称诗:什么可称诗?《周礼?春官》称六诗,就是风、赋、比、兴、雅、颂。但是后来赋与诗离,所谓比、兴也不见于《诗经》。究竟当日的赋、比、兴是怎样的,已不可考。

后世有人以为赋、比、兴就在《风》、《雅》、《颂》之中,《郑志》张逸问:“何诗近于比、赋、兴?”答曰:“比、赋、兴,吴札观诗时,已不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篇中义多兴,此谓比、赋、兴,各有篇什。

自孔子淆杂第次而毛公独旌表兴,其比、赋俄空焉。圣者颠倒而乱形名,大师偏而失邻类。”郑康成《六艺论》也说:《风》、《雅》、《颂》中有赋、比、兴。《毛传》在《诗》的第一节偶有“兴也”二字,朱文公也就自我作古,把“比也”、“赋也”均添起来了。我以为《诗》中只有《风》、《雅》、《颂》,没有赋、比、兴。

左氏说:“《彤弓》、《角弓》,其实《小雅》也;吉甫作诵,其风肆好,其实《大雅》也。”考毛公所附“兴也”的本义,也和赋、比、兴中的“兴”不同,只不过像乐府中的“引”、“艳”一样。

“六诗”本义何在?我们除比、兴不可考而外,其余都可溯源而得之:

一、风。《诗小序》:“风者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我以为风的本义,还不是如此。风是空气的激荡,气出自口就是风,当时所谓风,只是口中所讴唱罢了。

二、颂。“颂”在《说文》就是“容”字,《说文》中“容”只有纳受的意义,这“颂”字才有形容的意义。《诗小序》谓“颂者美盛德之形容”,我们于此可想见古人的颂是要“式歌式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