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家训ⅴ:积极心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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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小人物,大成功 (1)

签名

机智的人不一定是幽默的人,但幽默的人必定是机智的人。

——康格里夫

朱塞佩·威尔弟是意大利著名音乐家。一天,他乘坐的那趟火车停靠在一个小城市的车站,而这个车站的站长是一个极其崇拜威尔弟的人。因此,站长想趁此机会与这位难以接近的音乐大师调侃几句,并想弄到他的亲笔题名。为了达到“签字”的目的,站长花了一点功夫,想出一个“歪点子”。

一会儿,威尔弟乘坐的火车车门大打开了。站长提出要对每一位乘客查票。威尔弟把票递给了他,他查完票后,故作负责的样子开始发问:

——这个车厢比较脏,您不觉得讨厌吗?

——哪来的话?在这趟车上我再也找不出一块比这里更干净的地方了。

——就算这样,您也不该把脚踩在对面的座位上呀!一个有教养的人决不应该这么做。

——您是不是把我看作没有教养的人了?

——对,正是这样。

——哼!这简直太过分了!请把您的意见本拿来!

站长马上跑出去把自己预先准备好的签名簿拿了回来。威尔弟在本子上奋笔疾书了自己的意见。这时站长觉得“阴谋”得逞,马上讲明了自己的“骗局”,并请求这位音乐大师宽宏大量,威尔弟听了后还是乐呵呵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仿佛名人有着与常人不同的特性,因而喜爱他们的人千方百计地做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追星举动,以达到目的。而作为名人也不得不配合着摆出大度的姿态以符合名人的架势。

大器之材

做事是否快捷,不在一时奋发,而在能否持久。

——培根

1965年,乔治在西雅图景岭学校图书馆担任管理员。一天,有同事推荐一个四年级学生来图书馆帮忙,并说这个孩子聪颖好学。

不久,一个瘦小的男孩来了,乔治先给他讲了图书分类法,然后让他把已归还图书馆却放错了位的图书放回原处。

小男孩问:“像当侦探那样吗?”乔治回答:“那当然。”接着,男孩不遗余力地在书架的迷宫中穿来插去,小休的时候,他已找出了三本放错地方的图书。

第二天他来得更早,而且更不遗余力。干完一天的活后,他正式请求乔治让他担任图书管理员。又过了两个星期,他突然邀请乔治上他家做客。吃晚餐时,孩子母亲告诉乔治他们要搬家了,到附近一个住宅区。孩子听说要转校便担心地说:“我走了谁来整理那些站错队的书呢?”

乔治一直记挂着他。但没过多久,他又在乔治的图书馆门口出现了,并欣喜地告诉乔治,那边的图书馆不让学生干,妈妈把他转回这边来上学,由他爸爸用车接送。“如果爸爸不带我,我就走路来。”

其实,乔治当时心里便有数,这小家伙决心如此坚定,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可乔治没想到他会成为信息时代的天才、微软电脑公司大亨、美国首富——比尔·盖茨。

在许多杰出人物身上,总有优于或异于常人之处会或早或迟地显示出来。在成名之前,这些“异象”犹如稍纵即逝的彗星难以被人察觉,大多在功成名就之后,人们才想到他们当初的不凡。

这时,乐声响起

唯有恰如其分的感情才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所珍惜。

——蒙田

威利胡乱花钱,理应挨顿靴子——可是这时,音乐突然响了。

1921年,威利满13岁。一天,他从弗雷斯诺中心骑自行车回家,车上捎着一架胜利牌手摇留声机和一张胜利牌唱片。那架留声机在1935年威利去欧洲旅行时,把它送给了基督教救世军。可是,那张唱片威利始终保存着。对它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威利之所以特别喜爱它,是因为每当威利听到这张唱片的时候,就想起当初他挟着留声机和唱片走进家门的情景。留声机花了他10美元,唱片0.75美元,两样东西都是全新的。这笔费用来自于威利当电报员的头一个星期挣到的工资。买完这两样东西,还剩下4.25美元。

母亲刚刚从古海姆工厂回家。从她脸上的神色可以看出她很不开心,她干的活儿是装小瓶的无花果罐头,威利知道,罐头食品工最不愿意装这种小瓶的罐头。因为装小瓶罐头干上一整天只能挣1.5美元,最多不会超过2美元,要是装大瓶的罐头,就可以挣到3到4美元。这个数目在那个年头是相当可观的。

威利抱着留声机满心欢喜地走进家门。母亲看了威利一眼,从眼神中流露出她那天干的是装小瓶罐头的活儿。

不过,她没说话,威利也没吭声。威利把留声机放在客厅的圆桌上,又将唱片取下来,正反两面检查一遍。这时,威利觉察到母亲正在注视着他。就在威利摇动留声机的曲柄时,她终于开了腔,语调又温和又客气。威利心中有数,这意味着她对眼前的事并不赞许。

“威利,你在那儿摆弄的是什么玩意儿?”

“这叫留声机。”

“你从哪儿弄来的这架留声机?”

“百老汇大街上的克莱·谢尔曼商店。”

“是他们送给你的?”

“不,是我买的。”

“你花了多少钱,威利?”

“10美元。”

“10美元对咱们这个家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也许这钱是你在街上捡的?”

“不,这钱是我给邮局送电报挣的第一周的工资,还有这张唱片花了0.75美元。”

“那么你从第一周的工资里拿回来养家的——付房租、伙食、添衣服——一共是多少钱?”

“4.25美元。我每周工资是15美元。”

这时,唱片已经放到留声机上。威利刚要把机头放在转盘上,就在这时,威利突然觉得最好别再摆弄下去,还是逃走为妙。于是,威利撒腿便跑。后廊上的纱门“砰”的一声,威利跑了出来,紧接着又“砰”的一响,母亲追了上来。

当威利围着房子奔跑时,他意识到两件事:首先,那是个美丽的夜晚;其次,莱文·凯马尔扬的父亲——一位非常严肃的人,正站在马路对面的家门前愣神儿瞧着他们,兴许还有点惊讶。毫无疑问,塔库希·萨罗扬和她儿子围着房子跑决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更不是进行什么体育比赛。那么,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跑呢?

出于睦邻关系,在威利要跑回客厅时,他向凯马尔扬先生行礼致意。一进客厅,他急忙把机头放在唱片上,然后赶紧躲进饭厅。从饭厅里,他既可以观察到音乐对母亲所产生的效果,在必要时还可以逃到后廊上,再跑到院子里去。

母亲刚回到客厅,唱片的音乐开始从留声机里传了出来。

有那么一会儿功夫,母亲对音乐似乎根本不理会,还要继续追赶威利。

突然她停住脚步,也许只是为了喘口气,也许是在听音乐——当时谁也说不准。

随着音乐继续演奏下去,威利不能不注意到母亲要么是累得跑不动了,要么就是确实在听音乐了。过了片刻,威利发现她的的确确在倾听音乐了。威利看着她来到留声机旁,而不再追赶他。

家里有6张藤椅,还是1911年父亲活着的时候留下来的。只见她搬了一张到圆桌边,威利站在通往客厅的过道里,等唱片一完,他走到留声机旁,从唱片上抬起机头,把机器停了下来。

母亲没有看他,只是说道:“好吧,我们把它留着吧。请你再放一遍。”

威利连忙摇了几下曲柄,把机头放回到唱片上。

这一次,当唱针走到唱片尽头的时候,母亲说:“教教我怎么让它转。”威利做了一遍给她看。然后,她亲自动手把唱片放了一遍。

不用说,音乐确实很动听。可是,就在刚才,她还为了他把一周的工资大部分扔在一件可笑的废物上而大发雷霆哩。直到她听到了音乐,从中得到启示。是这种音乐的感受使她明白了:钱不仅没有白白扔掉,而是花得很值得。

她一连把唱片放了六遍。而威利一直坐在饭厅的桌子旁边,浏览着克莱·谢尔曼商店的女售货员免费赠送的一份唱片目录。然后,她说:“你就带回家这一张唱片?”

“嗯,它反面还有另一首歌呢。”

威利走到留声机旁,把唱片翻过来放上。

“另一首歌是什么?”

“呃,歌名叫《印度之歌》。我还没有听过。在铺子里,我只听了第一面,歌名是《巧巧桑》。您想听听《印度之歌》吗?”

“放一遍吧。”

就这样,当家里的其他成员回家时,就看见母亲坐在藤椅上守着留声机在听音乐。

难道那张唱片不值得威利永远保存吗?不应该受到他格外地珍爱吗?它几乎一下子就把母亲拉进艺术的境界里去。并且,据威利所知,它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母亲开始意识到:儿子把某些东西看得比金钱——甚至可能比衣、食、住还重要是正确的。

过了一个星期,母亲在吃饭时向大家提出,到了该拿出一些家用钱再买一张唱片的时候啦。她想知道有哪些唱片可买。威利拿出目录,把上面列的名字念了一遍,但这些名字对她来说毫无意义。

于是,她叫威利到商店去挑一张赫拉沙里的唱片。

42年后的今天,威利重新听这张唱片、力图猜测其中的奥妙时,他认为是美妙的节拍打动了母亲的心。琴声直接在向母亲诉说,仿佛在向一位情投意合、相互了解的老朋友倾诉衷情。 单簧管与班卓琴的合奏产生了一种使人回忆过去、正视现在和展望未来的效果。它奏出了一个日本姑娘遭受美国水兵遗弃的心声。双簧管奏出了故事的内容,萨克斯管表现出忍气吞声的呜咽。

从那以后,只要家里人攻击威利性格孤僻,母亲总是耐心地替他辩护,等到她实在按捺不住而发火时,她就朝他们大声嚷道:“他不是生意人,谢天谢地。”

当生活的沉重令人苦不堪言时,人们渴望一份解脱。每当这时,我们总能从音乐中找到倾诉的对象。她们用无形的触手慰籍我们灼痛的心灵,赋予我们笑对人生的力量。

学无止境

智慧并不产生于学历,而是来自对于知识的终身不懈的追求。

——爱因斯坦

这是美国东部一所规模很大的大学毕业考试的最后一天。 在一座教学楼前的阶梯上,有一群机械系大四学生挤在一起,正在讨论几分钟后就要开始的考试。他们都很有信心,这是最后一场考试,接着就是毕业典礼和找工作了。

有几个说他们已经找到工作了。其他的人则在讨论他们想得到的工作。怀着对四年大学教育的肯定,他们觉得心理上早有准备,能征服外面的世界。

即将进行的考试他们知道只是轻易的事情。教授说他们可带需要的教科书、参考书和笔记,只要求考试时他们不能彼此交头接耳。

他们喜气洋洋地走进教室。教授把考卷发下去,学生都眉开眼笑,因为学生们注意到只有5个论述题。

3个小时过去了,教授开始收集考卷。学生们似乎不再有信心,他们脸上有可怕的表情。没有一个人说话,教授手里拿着考卷,面对着全班同学。教授端详着面前学生们担忧的脸,问道:“有几个人把5个问题全答完了?”

没有人举手。

“有几个答完了4个?”

仍旧没有人举手。

“3个?两个?”

学生们在座位上不安起来。

“那么1个呢?一定有人做完了1个吧?”

全班学生仍保持沉默。

教授放下手中的考卷说:“这正是我预期的。我只是要加深你们的印象,即使你们已完成四年工程教育,但仍旧有许多有关工程的问题你们不知道。这些你们不能回答的问题,在日常操作中是非常普遍的。”

于是教授带着微笑说下去:“这个科目你们都会及格,但要记住,虽然你们是大学毕业生,你们的教育才开始。”

时间消逝,这位教授的名字已经模糊,但他的训诫却不会模糊。

装载着对未来的梦想,怀揣着各式文凭,多年所受教育的结果终于要用到实处了。然而迎面而来的声音却告诉我们: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一切从零开始。

愿世世为矮人

心灵的改善,能获得真正的智慧。

——费希特

有一次,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议会议席上,罗慕洛和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激辩。他讥刺维辛斯提出的建议是“开玩笑”。突然之间,维辛斯基把他所有轻蔑别人的天赋都向他发挥出来。他说:“你不过是个小国家的小人罢了。”

在维辛斯看来,这就是辩论了。罗慕洛承认,自己的国家和他的相比,不过是地图上的一点而已。他自己穿了鞋子,身高也只有1.63米。

即使在罗慕洛家中,他也是矮子。四个儿子全比他高七、八厘米。就是自己的太太穿高跟鞋的时候,也要比他高寸把。他们婚后,有一次他太太接受访问,曾谦虚地说:“我情愿躲在我丈夫的影子里,沾他的光。”一个熟识的朋友就打趣地说,这样的话,就没有多少地方好躲了。

罗慕洛身材矮小,和鼎鼎大名的人物在一起,常常特别惹人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副官,将军比他高20厘米。那次登陆雷伊泰岛,他们一同上岸,新闻报导说:“麦克阿瑟将军在深及腰部的水中走上了岸,罗慕洛将军和他在一起。”一位专栏作家立即拍电报调查真相。他认为如果水深到麦克阿瑟将军的腰部,罗慕洛就要淹死了。

罗慕洛一生当中,常常想到高矮的问题。他但愿生生世世都做矮子。

这句话可能会使人诧异。许多矮子都因为身材而自惭形秽。罗慕洛承认,年轻的时候也穿过高底鞋。但用这个法子把身材加高实在不舒服——并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不舒服。这种鞋子使他感到自己在自欺欺人,于是他再也不穿了。

其实这种鞋子剥夺了他天赋的一大便宜。因为:矮小的人初时总被人轻视;后来,他有了表现,别人就觉得出乎意料,不由地佩服起来,在他们心目中,他的成就就格外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