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我在义乌的发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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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亲人在家拮据度日,我在外贫困挣扎

第4章 亲人在家拮据度日,我在外贫困挣扎

虽然现在有150元了,但我还是不舍得坐摩的,我走着回到那个破院子取了我的行李(一个旅行包),按计划好的步骤行事:

第一件事:找个便宜旅馆住下,先洗个澡。

第二件事:解决肚子饥荒。快餐店那两碗没吃的白米饭就当是送给胖老板娘了,不会再去吃了。我得找家拉面馆,吃碗牛肉拉面。这些天来,我肚子里太缺少油水了。我还年轻,才26岁,不能把身体搞垮了,身体可是本钱。

第三件事要等到晚上才能办。我知道老婆现在上班去了,不会在家,我必须等到晚上才能给她打电话。老婆在燃料公司上班,企业也很不景气,勉强发出工资,我理解老婆一个人上班、带孩子的辛苦。

我躺在小旅馆的床上,吹着电风扇,感觉就像在天堂。

我舒服地享受着天堂的时光,在享受中睡去……

我睡得太沉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六点多了。我有些头疼,可能是中暑了,我想问题不大,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去买药吃。虽然我现在有钱了,但这钱得省着花,再也不能过流浪狗的日子了,那种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我起床下楼,走到院子的水池边冲了个头,感觉头疼稍稍缓解了些。我抬头看看天,太阳依旧斜挂在天边,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

我耐心地等待天黑,等待听到老婆孩子的声音。我太想他们了,我的亲人们!

亲人们在家中拮据度日!

我在外边贫困挣扎!

我从来没有这么迫切地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从来没有!

难捱的两小时!

八点一过,我走出旅馆的大门,在街上找到一家小超市。小超市里有几部公用电话,生意很好,挤满了往家打电话的民工。我候了十几分钟才抢到一部电话,赶紧拨了起来。

嘟、嘟、嘟……几声过后,我听到电话那头“喂”了一声,我立马说:“你好,我是你对门的(我家里还没安装电话,打电话都是打到邻居家),麻烦你叫我老婆金子接个电话好吗?”电话那头让我稍等。我居然有些激动起来,可能是这电话费来得太不容易了。

“谁呀?”过了一会儿,传来我老婆金子的声音。

“是我呀。”我努力地克制住自己的激动。

“你在外面还好吧?半个多月了也没来个电话,我都急死了,以为你出了什么事!”金子急切切地说。

“没事,我好着呢。厂里忙,天天晚上加班,我抽不出时间出来给你打电话。”我撒谎说。我不可能将我已经被老板开除的事儿说出来,那样的话老婆更着急了。

“哦,你发工资了没有?女儿生病了,家里钱不多了,不敢乱花,只买了些药回来给她吃。你要是发工资了,就先寄些回来吧。”

老婆的话像根刺一样扎入我的耳膜,虽然我很清楚家里的情况,但还是很难受。

“发了,今天发的,我明天就给你汇些过去。”我又撒了个谎。我不想让老婆失望。

“明天你不上班吗?”

“上的,我中午会请假出来给你汇钱。如果请不到假,我就后天给你汇。”

我努力地为自己多争取一天的时间,虽然我知道,这一天对我而言没什么作用,我没有工资可领,但我必须忍着难受鼓励老婆,“我没事的,很好。你和女儿在家要舍得吃,不要不舍得,我会寄钱回去的,你放心。”

“嗯,你也要保重身体,天太热,晚上睡觉不要贪凉。电话费很贵的,就这样吧,你抽空再打过来。”

“那我挂了?”

“挂吧。”

“我真挂了?”

“嗯。”

挂了电话,我突然变得精神恍惚起来,满脑子雾水。我木木地朝门外走。超市老板追出来,一把拉住我的手说:“你还没给钱呢!”我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忘了。”

回到小旅馆,我没有出去吃晚饭,一是我没胃口,二是我感觉到了每一分钱的珍贵!我满脑子都是我两岁大的女儿可爱的脸,和她生病时痛苦的眼神。

想完女儿,我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钱。我答应给老婆寄钱的,不能不寄啊。可我口袋中只有136元。我感到胸口一阵阵闷得慌,喘不过气来。我摸出无过滤嘴的平头香烟抽了起来,一根接一根,仿佛抽的不是烟,是罪孽。

我现在能搞钱的事情就是偷伞,但我已经偷过一次了,这种耻辱的事,做过一次,对我来说,就已经超越底线了。难道我还要再干一次?况且,再去危险性很大。我恨我自己,但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在心里发誓这是最后一次。带着一份不安,我在内心苦苦挣扎。

我从口袋中摸出一枚硬币,扔到空中……

是正面!

老天爷为我做出了选择,我必须去冒这个险。老天爷也不想我让老婆失望。老婆是家的希望,有老婆才有家,老婆失望,家也就没希望了。我流下了两行热泪,内心一阵一阵颤栗。

为了家,为了女儿,为了希望,我一定要去冒这个险!!!

我还是选择夜里两点多钟出发,冥冥之中仿佛真有老天爷相助,一切顺利得让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一百把伞真实地摆在了小旅馆的床上,摆在了我的面前,五颜六色的,特别好看,像春天的颜色,一种生机色。

有了这一百把伞,明天我就可以给家里寄钱了。钱的数目我都想好了,就寄四百元。这些伞可以卖三百,我身上还可以挤一百出来,这样合在一起就有四百了。我老婆知道我一个月有五百多的工资,寄四百刚好让她满意。老婆过得不容易,老婆的满意,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第二天上午九点多,我去超市打了个传呼给小矮与大高。这次我显得比上次慎重很多,不光是伞多了,而且是第二次所为。人们常说夜路走多了难免碰上鬼,我当然得谨慎。我打传呼是要弄清楚两件事:一是那50把伞他们脱手了没有;二是那两个家伙是否安全。

大概过了五六分钟,电话回过来了,大高问是哪位。我说是昨天卖伞的那位,大高就跳了起来朝我嚷嚷:“你这孙子死了呀?昨天走后也不打我传呼联系联系!我有个朋友要买下你所有的伞,老子又联系不上你,急死老子了!”

我一听很兴奋,赶紧说:“那我现在就给你送过去,你在家吧?”

大高也很兴奋:“快点儿,老子等你!”

这次我没省钱,带上伞直接叫了辆摩的,直奔大高他们那个小院子。一路上我只祈祷上苍不要跟我开玩笑,让我顺利地越过这个坎,让我的家挺过这个艰难的日子。我不喜欢“前途未卜”这个词,太不仁义,太不厚道。我想,不管穷人还是富人,我们都应当想象一个美好的明天,有阳光,有黄瓜、白菜,也有BP机和家人。我们过日子,紧点儿没关系,不放弃就OK;我们努力地过好自己的日子,尽力就好。我们不需要“前途未卜”这个生硬的词来误导我们的生活。

大高见了我,第一句话就问我带了多少伞过来。我撒谎说带不动,只带了一百把。大高说行,一百就一百,明天再多送些过去也行。大高给钱很爽快,三百一分不少全付清。大高付钱的爽快劲儿,让我轻易地看出他赚得不少,否则就他们这些人能这么爽快不欠账,那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还有就是,大高还指望我剩下的那批伞让他发点儿小财,岂不知我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收了钱,我一阵快跑回到小旅馆,拿了行李赶紧出门。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我很清楚自己必须离开这里,离开廿三里镇,离开这个屈辱的现场。我和伞厂两清了,我和大高两清了,我和这个地方两清了。我的前途还有光明,我的家庭充满希望,我不能因这破事儿透支我的一辈子。

我坐上中巴车直接往西,到了义乌佛堂镇。这里是义乌的西边,而廿三里镇是义乌的东边,一东一西,够远了。

下了车,我满大街打听邮局,我必须将四百元寄出,寄出才是最安全的。我觉得四百元钱放在口袋里太沉了,沉甸甸地让人恐慌。把钱递给邮局工作人员的那一瞬间,我轻松了,我把这种恐慌与负疚转化成了幸福与希望,转化成了家的温暖。

走出邮局摸摸口袋,我知道里面还装着32元钱。我要靠这32元在义乌生存下去,给家里寄钱。我相信我能做到!

我要尽快找到一份新工作。

现在是七月底,离过年还有六个月的时间,每个月按550元的工资算,我可以节约450元,这样就是二千七。先寄一千元回家,剩下的自己过年回去时再带回去。

我盘算了一番,感觉就是这个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