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实践的中国文学理论建构

魔鬼合约作为文学母题于中世纪之前便已存在，最早可追溯到《圣经》的某些章节。魔鬼合约母题与时俱进、历久弥新，跨越时空地活跃在德国和世界其他各国的文学创作上。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书对魔鬼合约母题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一方面从魔鬼合约的源起、发展纵向看母题本身的变迁，并对同一文学时期的魔鬼合约文本进行横向比较，探索同一母题在不同作家的演绎下呈现出的多样化；另一方面，本书以歌德的《浮士德》、沙米索的《彼

古代的京都不仅是“天子之所居”和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在文学的空间和地图上占据最核心的位置。长安和洛阳在唐代被视为“东西帝王宅”，亦被唐人惯称为“两都”或“两京”。作为唐代文人最集中的活动场域，兼具地域、城市及帝都多重文化的特殊属性，两京对唐代文学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同时，因历史文化积淀的不同和在唐代政治地位的差异，长安和洛阳相应生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京城文化，唐代诗歌对其亦有

本书运用文体学、叙述学和翻译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的汉译，强调文学翻译的独特性，探讨文学翻译中社会文化观念对文学形式的影响以及文学形式的变化如何带动思想内容的变化，说明小说像诗歌一样有时是不可译的，其研究成果既反映了目前国内狄更斯小说研究的新进展，也拓展了狄更斯小说汉译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本书为作者多年来研究魏晋南北朝诗歌的成果，所涉时代诗作包括建安诗歌、正始诗歌、两晋诗歌、南朝诗歌以及魏晋南北朝乐府诗歌等，研究的视角既有家族与地域文化视角下的诗歌创作研究，也有对诗歌的文化内涵、审美意象、情感趋向的探讨。还有对山水诗、玄言诗、宫体诗、永明体等诗歌体式特征的详析。在关注文人诗的同时，也涉及到了乐府诗的成诗模式与乐歌性质等方面。

本书以新世纪以来粵东地区的小说和诗歌为主要研究对象，既有对区域性现象的整体论述，又有对陈继平、林渊液、陈崇正、林培源、吴纯、陈润庭等小说家和游子衿、黄昏、阮雪芳、陆燕姜、辛倩儿等诗人的个案分析。微观见证近年粤东叙事和抒情两个领域的精神潮汐。

超验，在作者看来，既是一种审美态度，也是一种哲学思维。“超验”的诗学探索，旨在将诗的审美与哲理认知有效地统一，建构文学艺术的本体性（语言》与总体性（诗性）合一的象征诗学。针对宙同化、同质化等“非诗”写作趋势，该书着眼于探讨诗的超验写作的话语特征特征及表意可能，以期对当代诗歌发展提供参考。通过分析海子、昌耀、洛夫、西川、潭延桐等诗人作品，勾勒“超验”诗写的理路与可能，由此呈现作者倡导的语言本体意识层

明清江西人读“四书五经”很用功，但他们在文学创作上成就并不高，甚至思想有点迂腐。明代江西诗学和文论的曙光是阳明心学带来的。汤显祖的“重情”文学思想，就与阳明心学关系密切。清代的江西诗学，讲究诗歌的字法、句法、篇法。文字狱对江西文人有一定影响，如南康人谢启昆，任职期间因查办文字狱不力，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和治学路向。进入晚清，忧患意识是近代文学批评的主旋律，文廷式、魏元旷等的忧时伤乱之作，就是这一时代

本书全面回顾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关系，并将之总结为三个方面：从历史进程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体系建构，推动了它的空间拓展，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产生；从理论范畴看，马克思主义文艺意识形态是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中意识形态范畴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是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中现实主义范畴的核心资源，马克思主义民族文化论是20世纪中国文

本书重在阐述文学理论的实践特质问题，并进一步从实践角度探讨文学理论的功能、价值以及理论机制问题，在实践走向、范畴开掘、原理反思、理论演进等方面对文学理论实践视域的展开提出重要设想，并立足学科体系、教学状态、文学现实和地方本土文学文化资源，对文学理论解决实践问题可能出现的偏差进行具体分析，探讨打开封闭的文学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推进文学理论建设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