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傅斯年文集）

本书首次论证了世界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向关系：世界文学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而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又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本书认为，世界文学不是一个固定概念，而是一个旅行的概念；世界文学不是各国/民族文学的总汇，而是指那种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学；世界文学经典的评价应当依循某种普遍的标准；在世界文学史的编写过程中应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应通过不断在世界上发声向世界推广中国文学；在确定世界文

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乡村的巨大震荡，乡村变革随即面临一系列难题，而中国的脊梁人物——乡村建设的先贤梁漱溟、费孝通和卢作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自觉地投身这一历史巨变的过程。他们带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总论题，积极地探索中国乡村的出路。在这一脉络中，赵树理占据了不容忽视的位置。本书要讨论的是，虽然赵树理的声名主要来自他的文学成就，但作为中国乡村问题持久的关注者、参与者，其同样具

路遥小说是被传播数据和接受实例一再证实的温暖励志的传世之作。路遥的作品数量有限，创作也有一定局限，但在传播和接受层面却超越当代许多作家，形成数量庞大的“路遥族群”和言说不尽的“路遥现象”。本书以路遥的生平研究和史料辫析为基础，通过考察大众传媒（纸媒、广播、影视等）对路遥小说的传播、编辑工作与路遥文学创作的双向互动、读者对路遥小说接受的数据和实例，再结合路遥小说的文本细读，侧重于在读者层面考察、思考

英语世界不断推陈出新的文学思潮与理论建构，均绕不开莎士比亚这一世界文学巨擘。莎士比亚不仅成为理论建构的实践场所与检验理论的试金石，其作品更成为各国文化与文学创新的源泉。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来，英语世界莎学学者借后现代主义思潮之风，对传统莎士比亚研究进行解构，并有所建构：或借跨学科等新视野，重新阐释莎士比亚研究中的旧问题；或结合新近出现的莎士比亚现象，挖掘莎士比亚研究新问题，拓展研究范式，成果颇丰。

南宋孝宗乾、淳年间，辛弃疾、姜夔先后登上舞台，后世词坛始终未脱其藩篱。历代词学家都认识到该时段的重要性但却褒贬各异。具体来看，孝宗词坛打破了晚唐以来艳情词占主导的创作局面，咏物、述怀、说理、祝寿、节序等主题得到突显，“以诗为词”彻底实现，议论与用典极为普遍。与此同时，文人创作与社会娱乐需求出现分离，坊间编选歌本仍以北宋词为主，《草堂诗余》即为典型代表。通过对苏轼和辛弃疾这两位伟大词人进行比较，亦可

明代贬谪诗的主题取向，或抒发孤闷、思乡、叹老之怀，或表达用世、愤世之心，或书写酬赠、安闲之意，或咏史纪事、记写边地风物；其感伤的创作基调、情真意切的抒情指向、多元的创作风格，表现出延承与发展兼具的特点。明代仕宦文人的贬谪心态，或孤独感伤，或漂泊思乡，或忠心不遇，或恐惧不安，或乐闲崇道，呈现出共性与个性并存、复杂而幽微的特点。研究明代贬谪诗有助于深入了解明代的社会文化与士人的生命形态。

本书在幽灵批评的理论视域下，从四个方面阐释当代英国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叙事特征。首先，在语言上，新维多利亚小说采用腹语术，挪用维多利亚时代的词与物，在与前辈幽灵的对话与磋商中努力再现历史真相。其次，在文本上，新维多利亚小说打破线性叙事，使文本成为幽灵游荡的空间性场所，以表征幽灵超越在场与缺场的悖论。再次，在主题上，新维多利亚小说着重再现“另一类维多利亚人”的创伤，揭示这些创伤如何以幽灵的形式对后代造成

本书研究诗人创作过程的基本心理特点及其规律，诗创作心理学是心理学与诗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它属于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诗创作心理学隶属于现代心理学的范畴，是现代应用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用现代心理科学的研究成果去揭示、探讨诗人在诗创作过程中的心理发生发展之规律。

本书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长期以来遭到文学史忽略的晚清翻新小说进行了研究。在充分占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本书复原了翻新小说的创作面貌，分析了翻新小说的创作动因，重新评价了翻新小说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以上工作，均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本书的基本思路，是将翻新小说置于晚清小说变革与社会文化变革这一特定时代语境中来加以理解。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主张翻新小说是因应晚清“新小说”运动而出现的一股创作思潮，翻新